自术家者流兴，而其书蔓蔓天下，充栋汗牛，虽以画墁专其门者犹不能竟其说。世皆谓禄命始于汉，予固未暇考信，独窃怪夫三代而上，官人以世，科目不立，比闾族党之繁殷，俊秀选造之升贡，夫岂无一人焉？有庚丁戊己之同，甲辰癸丑之合。均得所养矣，禄固不可以轻重别；仕不出境矣，马固不可以澄清期。军制于卿列而将星闲，士止于奉璋而天乙废。不宁惟是，大桡作甲子，固今所谓纳音之辨。笄纚用则叙钏何有，巢穴处而屋壁何居。夫汉之挟是术者师说相承，要必有所祖述，则接于三代矣，而其说皆不见之用，是孰从而信之哉？唐吕才之言曰：长平坑卒，要非并犯三刑；南阳近亲，何必皆当六合。所值既众，理无俱同。然而其书行且千有馀年，通人知士指掌接膝，未尝不以之占往察来，揣摩牵附，而其命中者类皆捷出乎机缄推测之表，而吻合乎造化运行之巧，是殆不容以常情言也。盖倚而玑陈，蓬吹而轮兆，一理之具，万殊以萌，里积昆崙，度分圆极，世孰有穷发而纵游，梯云而推步者哉？有是理则有是象，有是象则有是事，滋数之所由生，而祸福吉凶之所由以占也。俄度俄测，彼犹可以历意演自然之理，考方来之朕，独以无所祖而寡疑焉，可乎？予少也好学，耻一物之未知，探穷通，赜形气，每患夫五家章句之既泯，而浮虚下俚之制作颣乎其间。后得廖君书，而文忠周公为叙其篇，慨然拊卷而叹曰：前辈宗工，于小道可观之用不废盖如此，廖君儒者也，刊芜剪谬，欲托以传，夫岂无说。而文忠之序，惟取其占验之一偏，意者约而归之正。廖君之望，犹若有不止乎是者。后三十有一年，予终而赞之曰：噫嘻！予尝闻吾夫子之言富贵矣，始于欲而终于道。昌黎韩愈尊孔道者也，一推其不可幸致者，则曰是有命焉。夫肖貌赋形均于初，厚生玉成，夫岂二本？世之驰骛者不得不厌为虑，孰知夫畏影疾走者，彼盖不知其本于日也。有人焉，指日而告之，则息乎大木之阴而影忘矣。廖君之为此书，其有不足以警远游之还而助于世教者乎？因附所疑，以告观者。绍定戊子清明日，鄂国岳珂序。

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，汤受天命，放南巢，实甲寅之历也，是为成汤之元。不踰年而改元革命，异乎继世之君也。推之于历，《考灵曜》、《春秋纬命历》皆本于甲寅元。汉安帝延光二年，中谒者亶诵、侍中施延、河尹李祉、太子舍人李泓及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、沛相上计掾陈晃皆言历元不正，当用甲寅为元。议郎蔡邕议之曰：「历法，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、周、鲁凡六家，各自有元。光、晃所据，则殷历元也」。然则甲寅为殷汤之元也审矣。或曰：历黄帝用辛卯，颛顼用乙卯，虞用戊午，夏用甲寅，殷用甲寅，周用丁巳，鲁用庚子。黄帝、颛顼、虞、夏、周、鲁未必皆元也，何独甲寅以之为商汤之元哉？曰：时君各因事而命，其历不同也。至于殷元甲寅，则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尔。周大象元年，太史上士马显等表言曰：「夏乘殷，斟酌前代历，变壬子元用甲寅」。其言是也。古诸儒生皆以为孔子用殷甲寅历。汉刘洪于历最善，其表言曰：「甲寅历于孔子时效」。窃以《春秋纬命历》推之，可信洪言。而《公子谱》所谓商起庚戌，终戊寅者非也。《帝王谱》谓汤元年壬寅，《一行历》谓成汤伐桀，岁在壬戌，皆非也。《外传》曰「晋之始封也，岁在大火，阏伯之星也，实纪商人」，韦昭曰「商主大火」，其果合于甲寅乎？曰：成汤六年甲寅，上推桀元年癸亥，实见岁在大火。如鲁僖公五年丙寅，亦岁在大火，上推之于其元年壬戌，实见岁在大火，此固得以为甲寅也。或曰：以夏正论之，大火卯也，此得以为甲寅，何也？曰：夏后氏建寅，商人建丑，周人建子，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。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，鲁史失闰，至《甘传》与《纬》不同。唐一行曰：周历得己丑二分，殷历得庚寅一分，殷历南至常在十月晦，则中气后天也。周历蚀朔差经或二日，则合朔先天也。《传》所据者周历也，《纬》所据者殷历也。气合于传，朔合于纬，斯得之矣。以此观之，既其所建不同，则大火先得以为寅也。殷人建丑，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，始变虞夏之历也。《世纪》《公子谱》《三统历》皆曰汤在位十三年，今定著元甲寅，则十有三年，丙寅之历也。孟子曰：「汤崩，太丁未立」。夫所谓未立者，言尝立之为君，不踰年而卒，未得立以为君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不踰年之君书之曰子，而不书之为君。书之为君则不可，而数之则可也。不然，孟子何以数之耶？《外传》以谓商之飨国三十一王，并太丁而君之，则非也。《世纪》、《三统历》亦曰「殷世三十一王」，惑于《外传》之论也。《公子谱》谓三十王是也。孟子曰：「外丙二年、仲壬四年，太甲颠覆汤之典刑，伊尹放之于桐三年。太甲悔过，自怨自艾于桐，处仁迁义，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，复归于亳」。太史迁作《商本纪》曰：「太子太丁未立而卒，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，是为帝外丙。帝外丙即位三年崩，立外丙之弟仲壬，是为帝仲壬。帝仲壬即位四年崩」。及《世纪》所载皆是也。《本纪》《公子谱》以外丙即位三年，则非也，《世纪》谓外丙即位二年，与孟子合，而得商享年之数也。孔安国、顾氏、孔颖达辈徒见《伊训》之文曰「成汤没，太甲元年，伊尹作《伊训》」，遂以谓太甲继汤而无外丙、仲壬，反以太史迁、皇甫谧、刘歆，班固为非，何其妄也！盖不知伊尹以成汤之训训太甲，孔子本原伊尹训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，非谓成汤之于太甲先后世次也。如夫子于《易》曰：「包羲氏没，神农氏作，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舜氏作」。皆本其治之相成也，非谓其时之相继也。黄帝之后，岂不有少昊、颛顼、帝喾之君欤？仲壬四年而崩、壬申之历也。越明年癸酉，太甲之元也。《三统历》太甲元年乙巳，《元嘉历》太甲元年癸亥，《一行历》太甲二年壬午，三者皆非也。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，或以谓三十年。小甲在位或以谓三十六年，或以谓二十二年，或以谓十七年。雍己在位或以谓十三年，或以谓十二年。中丁在位或以谓十二年，或以谓十一年。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，或以谓五年。沃甲在位或以谓二十年，或以谓二十五年。祖丁在位或以谓三十二年，或以谓三十三年。盘庚在位或以谓十八年，或以谓二十八年。小乙在位或以谓二十一年，或以谓二十年。廪辛在位或以谓五年，或以谓六年。庚丁在位或以谓六年，或以谓二十一年。武乙在位，或以谓三十七年，或以谓七年。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，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，若有七年，雍己之立十有二年，中丁之立十有一年，外壬之立五年，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，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，盘庚之立二十有八年，小乙之立二十年，廪辛之立六年，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，武乙之立七年，则皆与商之享年不合，诚非矣。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，诸书皆同。

后羿、寒浞之乱，得阳九之数七；赧王衰微，得阳九之数八；桓、灵卑弱，得阳九之数九；炀帝灭亡，得阳九之数十。周宣王父厉而子幽，得百六之数十二；敬王时，吴、越相残，海内多事，得百六之数十三；秦灭六国，得百六之数十四；东晋播迁，十六国分裂，得百六之数极，而反于一；五代乱离，百六之数三。此皆所应者也。舜、禹至治，万世所师，得百六之数七；成、康刑措，四十馀年，得百六之数十一；小甲、雍己之际，得阳九之数五，而百六之数九，庚丁、武乙之际，得阳九之数六，不降享国五十九年，得百六之数八；盘庚、小辛之际，得百六之数十；明帝、章帝，继光武而臻泰定，得百六之数十五；贞观二十三年，近世所谓太平，得百六之数二。此皆所不应者也。《福应集》云：「唐武德七年甲申，五福太乙入中宫洛阳之分，继有贞观之治」。遂以此为福应。然宣、懿、僖、昭之际，再入中宫，而贞观之治，何不复举？又云：「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，四神太乙入六宫雍州之分，而昭宣禅位于梁」。遂以此为祸应。然开元十六年，亦入六宫，乃太平极治，与贞观比。以至夏桀放于南巢，商纣亡于牧野，王莽篡汉，禄山乱唐，阳九百六之数，皆不逢之。此其故何也？余尝深究其所以然。昔周公问太公：「何以治齐」？曰：「举贤而尚功」。周公以之为强臣之渐。太公问周公：「何以治鲁」？曰：「亲亲而尚恩」。太公以之为浸弱之基。是以圣人推三代损益，而百世可知。大抵天下之事，因缘积袭，固有系于人事，未必尽由天理。通天、地、人曰儒，通天、地而不通人曰技。然拘执此以为不可改易，乃术士之蔽，非儒者之通论。善言天地者以人事，善言人事者以天地，岂可蔽于天而不知人乎？古之善为政者，尚以知变为贤，况冥冥之中，奉行天地号令，或主吉，或主凶，皆本于天地之一气，安有固而不知变者？以尧、舜、禹为君臣，文、武、周公为父子，虽遇阳九百六之数，越理而降以祸，必不其然。自此而下，其他不能详知者，皆可以类推也。色不过五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；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。太乙不过十神、十精、四计之类，彼其周流于天地间，始而有终，终则复始，古既不异于今，今亦不异于古。然上古至治，终不可复，又中间盛衰兴废，亦不可循前而取。岂非人事之不齐，故应之者亦不一耶？术固有之。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恶，临有道之国则昌，临无道之国则亡，有天下国家者，可不谨哉！